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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党的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根本的规律总结

第一节 党的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根本的规律总结

新中国成立后,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上进行了长期探索,积累了正反两方面丰富经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许多规律性认识。其中最根本的规律总结,就是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党的领导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的体现,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根本保证。没有党的领导这一条,其他规律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一、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事业是内在统一的

共产党以实现社会主义为阶段性目标,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反复阐述一个道理:社会化大生产必然导致生产资料转变为社会所有,为社会主义的到来奠定物质基础,同时也必然导致无产阶级结成自己的政党组织——共产党,为社会主义的到来提供政治保证。无产阶级政党既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也是实现生产资料社会占有的政治工具。“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1]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是共产党的崇高事业,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完善和巩固都离不开共产党。成立共产党,就是要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具体到中国,社会主义只能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事业只能是社会主义事业。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与坚持社会主义是有机统一、相辅相成的。没有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事业就会失去必需的政治、组织和思想保障;离开社会主义,共产党就无法践行自己的初心和使命。

共产党与社会主义的内在统一性,被世界社会主义历史反复证明。俄国十月革命成功,标志着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领导下,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形态首先突破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而从理论变为现实。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从一国扩展到多国,共产党成为这些国家的执政党,谱写了人类文明史上的光辉篇章。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共产党失去政权,社会主义制度在这些国家被颠覆。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从而使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实践表明,共产党的领导愈是坚强有力,社会主义事业愈是沿着正确方向稳步前行;社会主义事业愈是兴旺发达,共产党的领导愈是坚不可摧。

这个执政逻辑和历史逻辑在中国体现得尤为充分。中外历史表明,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走什么样的道路,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这条道路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这个主义、这条道路究竟好还是不好,关键要看它所起到的历史作用,要看实际成效,要由人民来评判。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的入侵使中国濒临亡国灭种边缘,中国陷入山河破碎、战乱频仍、内忧外患的黑暗境地,中国人民坠入民不聊生的深重苦难。无数仁人志士为了挽救国家危亡、实现民族复兴,设计过各种政治主张,引入过很多“主义”,成立过多种政党,提出过各式救国方案,然而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了,农民阶级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提不出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制度和纲领,旧式的农民革命战胜不了封建王朝;洋务运动失败了,封建集团的自救运动抵御不了西方列强,兴办“洋务”复兴不了中国;戊戌变法失败了,资产阶级改良派战胜不了封建顽固派,维新变法救不了中国;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统治、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但软弱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却无力捍卫胜利果实,民族复兴依然看不到曙光;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统治集团尝试过总统制、议会制等,但都行不通,最后归于国民党一党独裁统治,民族复兴依然不知道路在何方。

历史呼唤真正合格的使命担当者。在历史的反复比较中,在各种主张、各条道路的反复权衡中,在各派政治力量的反复较量中,在中国人民反抗封建统治和外来侵略的激烈斗争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中国人民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并在党领导下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

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社会主义道路并奠定社会主义的制度基础,到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到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再到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越走越宽广。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审视国际国内新的形势,通过总结实践、展望未来,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正是靠着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接力奋斗,中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大踏步赶上了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伟大复兴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发展和完善就是这样息息相关、紧密相连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运和未来。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党的领导

制度管根本、管全局、管长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起“四梁八柱”作用的是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这套制度体系,包括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和政府治理体系、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党和国家监督体系。这套制度体系,适合中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具有独特优势,已经在治国理政实践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取得了显著成效。这套制度体系中具有统领地位的是党的领导制度。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的领导制度是我国的根本领导制度,决定着其他各方面制度的特征和优势。

第一,党的领导保证了人民享有更加广泛、更加充实的权利和自由,有利于调动人民参与国家建设和国家治理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带领人民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就是要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用制度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其中,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式,三者统一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伟大实践。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日趋完善,全面依法治国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日益健全,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保障和法治保障更加有力,人权事业全面发展,爱国统一战线更加巩固,人民依法享有和行使民主权利的内容更加丰富、渠道更加便捷、形式更加多样,中国人民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安排。

第二,党的领导保证了政治经济等重大关系的有效调节,有利于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要把几亿人口的思想和力量统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一个由具有高度觉悟性、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党员组成的能够真正代表和团结人民群众的党,没有这样一个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能设想的,那就只会四分五裂,一事无成。”[2]改革开放以来,尽管面临这样那样的挑战、风险、阻力、矛盾,但中国社会总体稳定,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始终保持,这背后的最重要原因,就是党的领导保证了各方面重大关系的有效调节。比如在政党关系上,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既保证了广泛的政治参与、充分反映社情民意和各阶层的利益诉求,又保证了政治生活的团结和谐和各方面力量的有效汇聚,避免了西方多党制下相互倾轧的党争弊端。比如在立法、行政、司法部门之间的关系上,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避免了各自为战、各自为政的局面。比如在不同所有制关系上,确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这既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又体现稳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方向。又比如在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上,坚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重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有效保证了社会活力和秩序。凡此等等,都从根本上维护了国家安定团结、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政治局面。

第三,党的领导保证了各方面力量的统筹协调,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大党。一个大党要在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水平不发达的大国中建设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必须把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必须汇聚有限的资源和力量,集中力量办大事,集中力量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3]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4]实践表明,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关键行业、重大工程,仅仅依靠某一地区或部门的力量是难以办到的,必须举全国之力才能推进。正是由于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我们完成了堪称历史丰碑的“两弹一星”工程,先后建成了三峡工程、遍布全国的高铁以及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南水北调、跨海大桥等举世瞩目的世界级工程;完成了“神舟号”、“天宫号”、“天河号”、“蛟龙号”、量子通讯、大飞机等高科技项目;战胜了洪水、“非典”、大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或重大疾病;有效实施了援藏、援疆、精准扶贫等重大民生工程。也正是由于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我们有效实现了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形成了全面动员、全面部署、全面加强疫情防控的战略格局,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初步遏制了疫情蔓延势头,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将本土每日新增病例控制在个位数以内,用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取得了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的决定性成果,全国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习近平同志指出:“每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只要我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5]。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在中国人民手中,不可能成为了可能。这生动体现了党的领导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非凡作用和伟大意义。

第四,党的领导保证了国家大政方针的稳定性和持续性,有利于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既脚踏实地办好当前的事情,又从战略上谋划长远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领导方法,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经验。这有利于保持国家大政方针的稳定性、持续性,使当前利益同长远利益相结合、局部利益同整体利益相一致。中华民族复兴之路之所以走得快、走得稳,改革开放事业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同中国共产党人一代接着一代干、一张蓝图绘到底是分不开的。围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1963年毛泽东同志提出“两步走”战略考虑;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提出“三步走”战略设想;1997年,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提出新“三步走”战略目标,并第一次提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2007年,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进一步完善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2017年,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分“两步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安排。这些重大战略,都是着眼于国家长远发展的顶层设计和实践部署,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执政品格。

西方国家一些执政党尽管也力图谋划国家的长远发展,但囿于利益博弈和政党轮替的困境,关乎长远的改革往往会变得步履维艰。政党恶斗,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只注重任期目标忽视战略目标,这正是西方多党政治的常态。政党、政客为了选票竞相讨好选民,选票成为政党的指挥棒。邓小平同志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把它的制度吹得那么好,可是总统竞选时一个说法,刚上任一个说法,中期选举一个说法,临近下一届大选时又是一个说法。美国还说我们的政策不稳定,同美国比起来,我们的政策稳定得多。”[6]

第五,党的领导保证了公平正义目标原则的具体落实,有利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最根本的价值理念,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党带领人民在中国搞社会主义,最根本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中国之所以能够这样去做,就是因为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国有经济牢牢掌控着国家的经济命脉,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物质力量、经济力量始终掌握在广大人民手中。今天,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我国面临的贫富差距问题、公平正义问题等都正在解决的过程中。我们既要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也要规避市场的负面影响;既要让包括资本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活跃起来,也要规避资本逻辑的任性。只有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才能确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始终沿着正确方向不断前进,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总之,党的领导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已经在中国实践中得到充分体现,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外有识之士广泛认同。当然,任何制度都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任何制度优势的体现都将是一个历史过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随着党和国家事业的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必将更加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各方面制度必将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大优势必将得到更加充分的发挥。

三、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保证

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积极应对长期执政和改革开放条件下党面临的各种风险考验,持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保持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经历了长期的革命性锻造并坚定地走在时代前列,始终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一个时期以来,党内外严重地存在淡化甚至否定党的领导的错误倾向。有的人对坚持党的领导这个重大原则问题讳莫如深、语焉不详,有的人淡化甚至公开否认党的领导,等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对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旗帜鲜明,阐明了一系列带有方向性原则性的重大问题,有力澄清了模糊认识,宣示了对党的领导的坚定立场和高度自信。这几年来,党中央无论推进哪个领域、哪方面工作,无一不是从加强党的领导抓起,最终落脚在强化党的建设上。经过持续不懈努力,党的领导弱化状况得到根本扭转,党对一切工作领导的体制机制不断完善,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政治保证、组织保障更加有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但前进道路上还面临这样那样的风险挑战。从国际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两种制度的较量从来没有停止过,敌对势力把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壮大视为对资本主义道路、制度和价值观的挑战,不断变换策略和手法西化分化中国,加强对中国进行政治误导、战略遏制、价值观围堵,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渗透与反渗透的斗争复杂尖锐,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文化安全不容丝毫懈怠。从国内看,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胜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各种矛盾风险挑战更为严峻,维护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更为繁重。只有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作用,才能有效防范和化解前进道路上各种风险考验,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稳致远。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4页。

[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1—342页。

[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17页。

[4]《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336—337页。

[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5页。

[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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